信箱

编辑部：

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，法国文学的影响显然不容忽视。钱林森所著《法国作家与中国》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法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，理应成为这方面一本重要的参考书，但笔者在求学过程中查阅和使用此书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。

该书第八章第一节所引资料的出处似多有不确甚至谬误之处，例如：508页第14行，“1－3号”应为“1－4号”；508页第18－20行，“1928年25卷《印象主义的文学批评》华林一著（以法朗士为代表）《出自角门抑出自象牙门》李丹著（介绍法朗士）”有误。原文题为“《印象主义的文学批评论》”，分为三个部分，实为法朗士《文学生活》（La Vie Litteraire）一、二、三集序言的译文，因此显然是“译”而非“著”。《出自角门抑出自象牙门》一文则译自法朗士的《白石上》（Sur la pierre blanche），并未“介绍法朗士”。509页，第1－6行及注1、注2：文中提到的王统照的文章题为《法郎士之死》，与金满成的文章《法郎士的生平及思想》一同刊载于《文学旬刊》51号，这一期是为纪念法朗士逝世而出的“法郎士特号”。此处应注明此《文学旬刊》是《晨报附刊》的一种，而非《文学周报》的前身，即与之同名的另一种期刊。更应区别《晨报副刊》与《晨报附刊》，文中所列作品《享乐园》实自1925年4月24日始在《晨报副刊》上连载。509页第14行提到“曹泰来译的独幕剧《恕》”并非法朗士的作品，而是另一位法国作家Francois Coppee的作品。509页第17行，“（2卷11期）”应为“2卷7、8期合刊”。510页倒数第1行，“《世界知识》”应为“《世界图书》”。513页第10行，“《中国故事集》有相当部分选自《聊斋志异》”，此言不确。就笔者所见材料，陈季同所译述的《中国故事集》共计26篇，全部选自《聊斋志异》（有关情况见BULLETIN CRITIQUE，76－79页，T’oung Pao，第一卷，LEIDE，E．I．BRILL，1890年）。除本节专门论及法朗士的内容之外，在第八章总述部分中有关法朗士的内容也有不确之处。如503页倒数第5－6行：“1921年，他加入成立不足一月的法共，并于第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。”“第3年”就应指1924年，但法朗士是在1921年11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。

北京　黄晓鹃

编辑部：

在哈贝马斯的名著《交往与社会进化》中译本（重庆出版社，1989年）第99页上，有这样一句话：

这种历史客观主义首先是在第二国际的进化理论中产生了影响。如：考茨基和‘达美特’（diamat）的理论。

这里的‘达美特’大概是音译。但什么是“达美特”？“达美特”和考茨基一样是一个人的名字吗？不得而知，只好求助于德文辞书。

德文辞书上是这样写的：“Abk．furd 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”。原来所谓“达美特”是德文“辩证唯物主义”的缩写。辞书上把dia（读音：狄阿）和Mate（读音：马特）用了黑体印刷，意指diamat是由“辩证的”和“唯物主义”这两个词的字头拼合而来。看来音译也不应译为“达美特”，而应译为“狄阿马特”。倘若仿照拼合字头的办法，似可意译为“辩唯”，但这太生僻了，也不很好。其实，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早已普遍流行、广为人知，再搞一个音译或缩简的意译，除了让人头痛费解，又很容易把“达美特”或“狄阿马特”误认为是一个人的名字之外，实无必要。所以，我认为把“达美特的理论”译为“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”更为妥当。不知译者以为如何？

北京　李醒尘